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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教师记账40多年:工资涨了186倍,账本堪称生活史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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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↑陈炯章的记账本。

  记账的习惯,68岁的陈炯章坚持了40多年。账本里,有每个月的工资收入,有每一笔家庭的开销,从精打细算,到逐渐富足,时间的长轴里,账本已是一部生活的史书。

  他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《展示一张个人工资统计图,见证卌年祖国富强奔康路》,对比分析了40年来生活的变化,并找到了泸州当地媒体发表了出来。

  

  ↑陈炯章

  陈炯章出生在四川省古蔺县皇华镇的偏远山区,1976年开始在老家乡村小学任教,2011年退休,他的工资从最初的一个月31元,到2018年底领到退休工资5784元,40年间增长了180多倍。

  这份工资,资助了三个兄弟读中学、中专、大学,培养了两个孩子读大学,以及一大家人的吃穿用度。艰难时期,他不得不把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,直到孩子大学毕业,生活才一下子变得宽裕起来。

  陈炯章感概,过去40年,有太多的家庭,走过相同的经历,这是一个时代的命运。

  从捉襟见肘到“财务自由”

  账本晒出来,陈炯章就走红了。多家媒体跟踪报道,很多网友也纷纷留言,讨论生活变化,感慨社会发展。

  陈炯章在自己的文章里,把自己的收入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结合起来,反映出个体收入与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。

  作为家中长子,陈炯章必须要承担起一个家庭的重担。母亲身体一直不好,干不了什么农活。他拿到第一份工资,首先是交给家里购买吃的,另外还要帮助三个兄弟读书。

  

  ↑陈炯章的40年工资收入图表。

  那时候工资不高,他一个月只能拿到31元,但对于偏远山区的绝大多数村民来说,这已经是一份让人羡慕的收入。在1978年到1988年的第一个十年里,他的工资涨了3.35倍,从31元增长到104元。这一时期,陈炯章常常入不敷出,账本上记录得格外详细,他需要把日子精打细算地过。

  

  ↑1988年账本。

  陈炯章的女儿陈帆在成都温江一所中学教书,她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自己小时候就知道父亲习惯记账,但不知道记得有那么详细。在账本里,她看到自己的接生费是1.8元,哥哥小时候体弱多病,账本上经常有给哥哥买药的开销。

  1998年,陈炯章的工资涨到了770元,但依旧捉襟见肘,送完三个兄弟读书,两个孩子又先后考上大学。这一时期,他也从老家皇华镇的小学,调到了县城一所小学担任领导职务,但到了县城,他还需要租房居住,加上爱人没有工作,所以经济压力并没有减轻。

  

  ↑1998年账单。

  直到2000年,两个孩子分别大学毕业,并在成都参加工作,陈炯章的工资也进一步上涨,生活也随之变得轻松了。这期间,他也通过学校集资建房,拥有了一套150平方米的住房。陈炯章2011年退休,生活变得比较宽裕,油盐酱醋这些开销他已经不再记到账本上了。2018年底,他的退休工资能够拿到5784元。

  退休后,陈炯章日子清闲,散步、看书、练字、打牌等,也去各地旅游。或者跟随子女泸州住一段时间,成都住一段时间,冬天去北海御寒,夏天去昆明避暑,他说这样的生活40年前想象不到。两个孩子事业有成,更令他觉得幸福满足。

  陈帆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自己和哥哥也从小养成节约的习惯。但从小没有感受到父母经济上的压力,父母没有告诉过他们,也从来不在他们面前提这些问题。

  她只记得小时候,母亲下地干活,背的背篼好大好大,都挡住了母亲全部的背影。以及父亲给她讲过的一个故事,父亲还很小的时候,去地里摘了24颗胡豆,那是一家人的一顿饭,结果因为路滑摔倒,豆子撒落一地,父亲哭着一颗一颗捡起来,还是24颗。

  讲起这些,陈帆依然忍不住落泪。

  收入与物价

件明显好多了

  陈炯章专门做了一个物价对比,他在1978年的家庭收支流水账里,明确记下了当时的物价水平,大米市场价0.6元1斤,但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31元,只够买50多斤大米,可想温饱问题确实很严峻。陈炯章说,现在大米平均每斤3元左右,是40年前的5倍,但他的工资是40年前的186.58倍。

  

  ↑1978年账单

  “那时的猪肉市场价2元左右1斤,现在平均每斤14元左右,是40年前的7倍;那时的食盐0.17元1斤,现在是1元1斤,约是40年前的6倍;那时的白糖0.8元1斤,现在每斤5元,是40年前6.25倍;那时的鸡蛋7分钱1个,现在1元左右1个,现在约是40年前的14倍……”

  陈炯章介绍,从那时候的物价水平可见,因为物质短缺,“吃的方面”压力很大。

  但那时候旅游景区的门票很便宜,陈炯章在文章里介绍,他于1982年曾到成都、峨眉、乐山一游,那时的都江堰离堆公园和乐山大佛的门票都只要5分钱,峨眉山还未开展旅游,管理处只收了1人1角钱的行李存放费。2015年他再游乐山大佛时,发现门票价格比30多年前增长上千倍。

  陈炯章分析到,1980年代,人们都在为温饱问题奔波,根本没有时间去旅游,也没有经济能力外出,所以很多景区尚未开发,并且价格便宜。但现在,人们有了收入增加,时间自由,旅游成为各地重要的第三产业,所以价格上涨得快“也有道理”。陈炯章介绍,退休后,他每年都要和老年朋友到国内外去旅游二至三次。

  从农村走进都市

  一家三代的变迁

  陈炯章无疑是幸运的,他说考上师范校成为了自己命运的转折点。

  祖辈都是务农,在离县城六七十公里的偏远山区里,大部分村民并没有这样的机会。他说那个年代,考上师范校就意味拿到了“铁饭碗”,“那一年,全公社就考上3个人。”

  他读了几年小学,并没有读中学,但考试内容比较简单,最终考上了当时的叙永师范校。而他小学毕业的时候,才13岁,然后回乡当农民,并做了两年生产队会计。直到10年后的1974年,他才再次考上师范校。

  “家里热闹了一晚上,然后第二天一早就赶去学校。”陈炯章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得知自己考上师范校后,村里很多人前来道贺,家里穷,但还是买了瓜子花生招待大家。

  记账是从当会计是养成的习惯,读了两年后,陈炯章1976年正式回乡当上小学教师,紧接着结婚,妻子徐安芬没有工作,既要干农活,又要照顾家庭,他说这叫“半边农家庭”。

  64岁的徐安芬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那时候要种两亩多的水田,还有几亩旱地。父母当时年事已高,地里基本上靠她一个人干,周末放假,陈炯章会回来帮着自己干。

  徐安芬说,陈炯章的工资成为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,每个月31元,得小心翼翼地花。一家人吃饱穿暖,三个兄弟上学,以及抚养两个孩子,都得靠这笔钱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陈炯章在自己的记账本上,清晰地写下每一笔开销。也从这些账目里,记录下了家庭命运的改变。

  陈炯章在皇华镇老家教了18年书,又调到县城工作18年,先后担任教导主任、校长26年。2001年,陈炯章参加了古蔺三小集资建房,并于2002年底搬进了新房,陈炯章说,相当于自己已经年过50,才真正在县城扎下根来。

  

  ↑从教36年,陈炯章得到了诸多荣誉。

  他的两个孩子均在2000年大学毕业,并在成都有了稳定的工作,组建家庭,购房置业。陈炯章说,从老家皇华镇石鹅村,到古蔺县城,再到成都,是一家三代人不同的时代命运。

  对陈帆来说,父亲的账本,更是一笔精神上的财富。她说,生活不能跟着别人比,要跟自己比,要跟昨天比,日子越来越好,就是最幸福的。

  时代之变

  远不止于一个账本

  陈炯章爱好写作,写诗,也写散文。除了自己的工资表,他还专门撰文,写了自己几次搬家的住房之变,以及自己出行的交通之变。

  从老家皇华镇到古蔺县城,有六七十公里的路程。陈炯章记得,自己考上师范校后,去叙永县读书,花了两天时间,那时候没有班车,从古蔺县城到叙永,还托亲戚才找到一辆货车才赶到学校。

  读完一学期后,几个古蔺的同学因为赶不到车,决定走路回家,他们没有表,半夜的时候有人提议,说“差不多了”,大家便一起出发,一直走了20多公里天才亮,而他们离古蔺县城,还有20多公里。

  这样的交通状况,直到10多年后的1987年还没有明显改观,陈炯章记得,自己那一年到成都出席第一届教育工会代表大会,从老家皇华镇石鹅村出发,整整坐了三天车,而且三天几乎都是两头黑。

  陈炯章说,“早些年外出手续繁多,工作人员出差要在单位开介绍信,农民居民外出要到当地政府出证明。所以那时全国各地的车站、码头、机场都是冷冷清清的。哪像现在这样,全国各地的汽车站、火车站、动车站、地铁站、机场、码头,天天都是人山人海……”他说那时候从古蔺出发,去哪儿都觉得远。

  直到退休以后,他去很多地方旅游,包括有一次去拉萨,返回是从拉萨坐飞机到宜宾,再坐汽车到古蔺,也只花了半天时间。他才意识到,几十年来,这改变可谓翻天覆地。

  他说自己的住房,从村上,到镇上,再到县城,每一个阶段,都是生活不断改进的“阶梯”。如今,自己的退休金,加上老伴的养老金,以及孩子们都有不错的工作,让他实现了“财务自由”。

  女儿陈帆说,父母其实至今还是很节俭,最大的开销,就是每年两到三次的出游费用。但他知道,父亲的账,记得越来越轻松,“细小的开支,账本上看不到了”。

  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

 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  编辑 陈艳妮

  

  

  ↑陈炯章的记账本。

  记账的习惯,68岁的陈炯章坚持了40多年。账本里,有每个月的工资收入,有每一笔家庭的开销,从精打细算,到逐渐富足,时间的长轴里,账本已是一部生活的史书。

  他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《展示一张个人工资统计图,见证卌年祖国富强奔康路》,对比分析了40年来生活的变化,并找到了泸州当地媒体发表了出来。

  

  ↑陈炯章

  陈炯章出生在四川省古蔺县皇华镇的偏远山区,1976年开始在老家乡村小学任教,2011年退休,他的工资从最初的一个月31元,到2018年底领到退休工资5784元,40年间增长了180多倍。

  这份工资,资助了三个兄弟读中学、中专、大学,培养了两个孩子读大学,以及一大家人的吃穿用度。艰难时期,他不得不把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,直到孩子大学毕业,生活才一下子变得宽裕起来。

  陈炯章感概,过去40年,有太多的家庭,走过相同的经历,这是一个时代的命运。

  从捉襟见肘到“财务自由”

  账本晒出来,陈炯章就走红了。多家媒体跟踪报道,很多网友也纷纷留言,讨论生活变化,感慨社会发展。

  陈炯章在自己的文章里,把自己的收入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结合起来,反映出个体收入与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。

  作为家中长子,陈炯章必须要承担起一个家庭的重担。母亲身体一直不好,干不了什么农活。他拿到第一份工资,首先是交给家里购买吃的,另外还要帮助三个兄弟读书。

  

  ↑陈炯章的40年工资收入图表。

  那时候工资不高,他一个月只能拿到31元,但对于偏远山区的绝大多数村民来说,这已经是一份让人羡慕的收入。在1978年到1988年的第一个十年里,他的工资涨了3.35倍,从31元增长到104元。这一时期,陈炯章常常入不敷出,账本上记录得格外详细,他需要把日子精打细算地过。

  

  ↑1988年账本。

  陈炯章的女儿陈帆在成都温江一所中学教书,她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自己小时候就知道父亲习惯记账,但不知道记得有那么详细。在账本里,她看到自己的接生费是1.8元,哥哥小时候体弱多病,账本上经常有给哥哥买药的开销。

  1998年,陈炯章的工资涨到了770元,但依旧捉襟见肘,送完三个兄弟读书,两个孩子又先后考上大学。这一时期,他也从老家皇华镇的小学,调到了县城一所小学担任领导职务,但到了县城,他还需要租房居住,加上爱人没有工作,所以经济压力并没有减轻。

  

  ↑1998年账单。

  直到2000年,两个孩子分别大学毕业,并在成都参加工作,陈炯章的工资也进一步上涨,生活也随之变得轻松了。这期间,他也通过学校集资建房,拥有了一套150平方米的住房。陈炯章2011年退休,生活变得比较宽裕,油盐酱醋这些开销他已经不再记到账本上了。2018年底,他的退休工资能够拿到5784元。

  退休后,陈炯章日子清闲,散步、看书、练字、打牌等,也去各地旅游。或者跟随子女泸州住一段时间,成都住一段时间,冬天去北海御寒,夏天去昆明避暑,他说这样的生活40年前想象不到。两个孩子事业有成,更令他觉得幸福满足。

  陈帆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自己和哥哥也从小养成节约的习惯。但从小没有感受到父母经济上的压力,父母没有告诉过他们,也从来不在他们面前提这些问题。

  她只记得小时候,母亲下地干活,背的背篼好大好大,都挡住了母亲全部的背影。以及父亲给她讲过的一个故事,父亲还很小的时候,去地里摘了24颗胡豆,那是一家人的一顿饭,结果因为路滑摔倒,豆子撒落一地,父亲哭着一颗一颗捡起来,还是24颗。

  讲起这些,陈帆依然忍不住落泪。

  收入与物价

件明显好多了

  陈炯章专门做了一个物价对比,他在1978年的家庭收支流水账里,明确记下了当时的物价水平,大米市场价0.6元1斤,但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31元,只够买50多斤大米,可想温饱问题确实很严峻。陈炯章说,现在大米平均每斤3元左右,是40年前的5倍,但他的工资是40年前的186.58倍。

  

  ↑1978年账单

  “那时的猪肉市场价2元左右1斤,现在平均每斤14元左右,是40年前的7倍;那时的食盐0.17元1斤,现在是1元1斤,约是40年前的6倍;那时的白糖0.8元1斤,现在每斤5元,是40年前6.25倍;那时的鸡蛋7分钱1个,现在1元左右1个,现在约是40年前的14倍……”

  陈炯章介绍,从那时候的物价水平可见,因为物质短缺,“吃的方面”压力很大。

  但那时候旅游景区的门票很便宜,陈炯章在文章里介绍,他于1982年曾到成都、峨眉、乐山一游,那时的都江堰离堆公园和乐山大佛的门票都只要5分钱,峨眉山还未开展旅游,管理处只收了1人1角钱的行李存放费。2015年他再游乐山大佛时,发现门票价格比30多年前增长上千倍。

  陈炯章分析到,1980年代,人们都在为温饱问题奔波,根本没有时间去旅游,也没有经济能力外出,所以很多景区尚未开发,并且价格便宜。但现在,人们有了收入增加,时间自由,旅游成为各地重要的第三产业,所以价格上涨得快“也有道理”。陈炯章介绍,退休后,他每年都要和老年朋友到国内外去旅游二至三次。

  从农村走进都市

  一家三代的变迁

  陈炯章无疑是幸运的,他说考上师范校成为了自己命运的转折点。

  祖辈都是务农,在离县城六七十公里的偏远山区里,大部分村民并没有这样的机会。他说那个年代,考上师范校就意味拿到了“铁饭碗”,“那一年,全公社就考上3个人。”

  他读了几年小学,并没有读中学,但考试内容比较简单,最终考上了当时的叙永师范校。而他小学毕业的时候,才13岁,然后回乡当农民,并做了两年生产队会计。直到10年后的1974年,他才再次考上师范校。

  “家里热闹了一晚上,然后第二天一早就赶去学校。”陈炯章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得知自己考上师范校后,村里很多人前来道贺,家里穷,但还是买了瓜子花生招待大家。

  记账是从当会计是养成的习惯,读了两年后,陈炯章1976年正式回乡当上小学教师,紧接着结婚,妻子徐安芬没有工作,既要干农活,又要照顾家庭,他说这叫“半边农家庭”。

  64岁的徐安芬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那时候要种两亩多的水田,还有几亩旱地。父母当时年事已高,地里基本上靠她一个人干,周末放假,陈炯章会回来帮着自己干。

  徐安芬说,陈炯章的工资成为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,每个月31元,得小心翼翼地花。一家人吃饱穿暖,三个兄弟上学,以及抚养两个孩子,都得靠这笔钱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,陈炯章在自己的记账本上,清晰地写下每一笔开销。也从这些账目里,记录下了家庭命运的改变。

  陈炯章在皇华镇老家教了18年书,又调到县城工作18年,先后担任教导主任、校长26年。2001年,陈炯章参加了古蔺三小集资建房,并于2002年底搬进了新房,陈炯章说,相当于自己已经年过50,才真正在县城扎下根来。

  

  ↑从教36年,陈炯章得到了诸多荣誉。

  他的两个孩子均在2000年大学毕业,并在成都有了稳定的工作,组建家庭,购房置业。陈炯章说,从老家皇华镇石鹅村,到古蔺县城,再到成都,是一家三代人不同的时代命运。

  对陈帆来说,父亲的账本,更是一笔精神上的财富。她说,生活不能跟着别人比,要跟自己比,要跟昨天比,日子越来越好,就是最幸福的。

  时代之变

  远不止于一个账本

  陈炯章爱好写作,写诗,也写散文。除了自己的工资表,他还专门撰文,写了自己几次搬家的住房之变,以及自己出行的交通之变。

  从老家皇华镇到古蔺县城,有六七十公里的路程。陈炯章记得,自己考上师范校后,去叙永县读书,花了两天时间,那时候没有班车,从古蔺县城到叙永,还托亲戚才找到一辆货车才赶到学校。

  读完一学期后,几个古蔺的同学因为赶不到车,决定走路回家,他们没有表,半夜的时候有人提议,说“差不多了”,大家便一起出发,一直走了20多公里天才亮,而他们离古蔺县城,还有20多公里。

  这样的交通状况,直到10多年后的1987年还没有明显改观,陈炯章记得,自己那一年到成都出席第一届教育工会代表大会,从老家皇华镇石鹅村出发,整整坐了三天车,而且三天几乎都是两头黑。

  陈炯章说,“早些年外出手续繁多,工作人员出差要在单位开介绍信,农民居民外出要到当地政府出证明。所以那时全国各地的车站、码头、机场都是冷冷清清的。哪像现在这样,全国各地的汽车站、火车站、动车站、地铁站、机场、码头,天天都是人山人海……”他说那时候从古蔺出发,去哪儿都觉得远。

  直到退休以后,他去很多地方旅游,包括有一次去拉萨,返回是从拉萨坐飞机到宜宾,再坐汽车到古蔺,也只花了半天时间。他才意识到,几十年来,这改变可谓翻天覆地。

  他说自己的住房,从村上,到镇上,再到县城,每一个阶段,都是生活不断改进的“阶梯”。如今,自己的退休金,加上老伴的养老金,以及孩子们都有不错的工作,让他实现了“财务自由”。

  女儿陈帆说,父母其实至今还是很节俭,最大的开销,就是每年两到三次的出游费用。但他知道,父亲的账,记得越来越轻松,“细小的开支,账本上看不到了”。

  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

 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  编辑 陈艳妮